□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构建中国自主的哲学社会科学知识体系提供了深厚的文化根基，我国民法典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坚持守正创新基础上，予以汲取、传承。可以将民法典中汲取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体系化、学理化阐释为“四观”，即法律观、天下观、社会观和家庭观，民法典实现了对中华传统法律观、天下观、社会观和家庭观的古为今用与创造性转化。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构建中国自主的哲学社会科学知识体系提供了深厚的文化根基，我国民法典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坚持守正创新基础上，予以汲取、传承。可以将民法典中汲取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体系化、学理化阐释为“四观”，即法律观、天下观、社会观和家庭观，民法典实现了对中华传统法律观、天下观、社会观和家庭观的古为今用与创造性转化，本文着重探讨民法典中的中华优秀传统社会观。
中华传统文化中有家国天下的观念，家国天下之间似乎缺少社会这一环节，但不能以今人眼光框定传统中国的“社会”。中国古代缺少法人、非法人组织这样的组织化社会，但中国古代向来不缺乏处理人与人之间社会关系的智慧——助人为乐、以和为贵、与人为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勿害他人、邻里和睦、宽容礼让、天下无讼、拾金不昧、重诺守信、友善和睦、推己及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团结协作、见义勇为等等，不一而足。礼法并用、德法共治、德主刑辅是中国古代国家治理的智慧。诚信是中国古代协调人与人之间社会关系的基本德治智慧，古为今用，诚信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之一。拾金不昧、重信守诺、勿害他人、见义勇为的中华传统美德在我国民法典中都得到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也都是诚信社会观倡导的基本美德。
拾金不昧
拾金不昧美德背后是中国古代的义利观。《论语·里仁》提出：“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述而》有言：“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朱熹说：“义利之说，乃儒者第一义。”“仁”是《论语》和孔子思想的核心。“仁义”是孟子的思想核心。《孟子·梁惠王上》第一章开宗明义：“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
拾金不昧是中华传统美德，也是我国民法典在调整人与人之间社会关系时的基本要求。民法典第314条至第316条规定了遗失物拾得人等的返还义务、及时通知义务、送交义务、及时发布招领公告义务、妥善保管义务等，督促拾得人尽快物归原主，以定分止争。民法典第317条、第499条规定拾得人的必要费用返还请求权、权利人悬赏时拾得人的报酬请求权及其例外，用债法权利、义务的手段进一步鼓励诚实守信的拾得人。
民法典没有规定遗失物拾得人的一般性报酬请求权以鼓励拾金不昧崇高道德风尚的发扬，遗失物权利人未发布悬赏广告的情况下，拾得人或者其他有关部门在主张必要费用之外报酬的有偿认领做法就于法无据。孔子赞赏子路拯溺受牛的行为，批评子贡救人拒金的行为，认为领取奖励，不会损害善行义举的品行，反而有助于潜移默化引导鲁人“必拯溺者”。为更好地鼓励拾金不昧，立法论上，应在民法典第317条基础上增加遗失物拾得人的法定报酬请求权：“权利人领取遗失物时，应当向拾得人或者有关部门支付保管遗失物等支出的必要费用。”“权利人悬赏寻找遗失物的，领取遗失物时应当按照承诺履行义务。”“权利人没有悬赏寻找遗失物的，领取遗失物时，拾得人也有权请求报酬，但请求报酬数额不得超过遗失物财产价值的百分之五；遗失物不具有财产上价值的，拾得人也有权请求适当的报酬。”“拾得人侵占遗失物的，无权请求保管遗失物等支出的必要费用，也无权请求权利人按照承诺履行义务或者支付法定报酬。”
为保障遗失物的顺利返还、送交、领取，方便遗失物权利人找回遗失物，建议对民法典第314条送交“公安等有关部门”予以细化，建立健全遗失物招领平台。可将民法典第314条扩展完善为：“拾得遗失物，应当返还权利人。拾得人应当及时通知权利人领取，或者送交公共场所的管理人、群众性活动的组织者或者公安等有关部门。”将民法典第315条扩展完善为：“有关部门收到遗失物，知道权利人的，应当及时通知其领取；不知道的，应当及时发布招领公告并将遗失物信息录入统一的遗失物招领信息平台。”
重信守诺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守诚信的思想精华和时代价值。诚信是中国传统美德的核心，是君子安身立命之本。《论语》中有大量有关诚信的经典表达：“与朋友交而不信乎？”“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大车无輗，小车无軏，其何以行之哉？”“民无信不立。”
商鞅徙木立信的故事展现了诚信对公权力的重要意义。诚信一旦进入民法领域，就不再简单地作为自律道德而存在，民法上的诚信可以通过概括条款的形式表现为民法的基本原则，也可以直接具体化为民事权利义务规范，这都具有了他律的性质。
诚信是中华传统美德，也是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