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法系在立法思想、理论建构、法典编制以及司法实践等方面，均呈现鲜明的民族特质。尤其是中华法系重视伦理的价值追求使其形成重教化、慎刑罚的人文关怀传统，有利于维持社会的稳定，也使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有学者指出，礼法结合、礼法并重是中华法系最突出的特点，儒家思想是中华法系的理论基础，家族主义与亲情伦理在法律上有突出表现，人本主义法律化是彰显中华法系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准。尽管不同学者对于中华法系特点的概括各有侧重，但都指出其引礼入法、儒家思想是其理论内核、家族本位的伦理化色彩、法律与道德相互支撑等方面的特征。
我国传统法律发展儒家化的过程，造就了中华法系伦理化的特征。特别是，自汉代以后，儒家思想对我国古代人文道德、社会风气的塑造，发挥了决定性作用。具体而言，法律作为规范百姓生活的行为规则，深受儒家思想的渗透和影响，具体表现为四方面特点。
一是在礼与法的关系方面，礼法结合、引礼入法。从西周开始，我国古代就形成了“出礼入刑、互为表里”的辩证统一关系。礼的规范与法的衡量，是对立统一的关系，至唐代礼教与刑罚的关系又上升到“本”和“用”的关系，即“一准乎礼”“一断于法”。礼与法不仅同源，而且礼制为体，法制为用，同时起到约束、规范人们行为和社会机制的作用。由于儒家倡导的“德”是以伦理道德为基本内涵的，所以汉以后历代王朝在将“德”“刑”作为维护统治的“二柄”的同时，更强调德的教化作用，用以预防犯罪，整肃人心。由此，儒家倡导的“德主刑辅”“明刑弼教”成为立法、司法的指导思想，如西汉时期的“春秋决狱”。
引礼入法起到了道德与法律相互支撑的约束作用。具体而言，引礼入法使道德法律化，违礼要受到法律的制裁；以法附礼，使法律道德化，法由止恶而兼劝善。道德与法律相互支撑，不仅促进了古代社会的和谐，也使得法律与道德各自取得了稳定的发展形态。正是由于两者交相为用，才使得传统的法律体系和道德体系，经过四千年之久而未发生断裂。当然，某种程度上也容易造成道德与法律的混同。
二是在家族伦理与法律关系方面，以宗法家族为本位的伦理法是中华法系的基本构成因素。伦理亲情关系法律化，导致传统社会中亲情义务与法律义务的统一。家规与国法所调整的都是根植于血脉的亲情伦理关系，也因而具有高度的稳定性。家族具有不断演变而长存的坚韧性，是一个基本的社会经济单位和政治单位，又是一个血缘群体。正父子、定夫妇、序长幼是维护家族伦理纲常的核心，而家礼、家法、宗谱、乡约等则是家族伦理纲常的道德规范。
在小农经济的结构下，家庭是社会的细胞组织，又是承担国家赋税、徭役和兵役的基本单位。因此，家庭秩序的稳定对于社会秩序的稳定和国家统治的巩固，都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儒家强调“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齐而后国治”，所以，在历朝历代的法律当中，都确认家长制是婚姻家庭制度的核心，从而使伦常关系法律化。本是家族伦常的道德规范，也直接融入法典之中，成为法律规范。以不孝罪为例，晋律有“违犯教令，敬恭有亏，父母欲杀皆许之”的规定，唐以后均列为“十恶”之一。法律明确规定，凡是侵犯家长人身或违反家长意志的行为，便构成“不孝罪”，与“谋反”同属于“十恶”大罪之列。
不仅如此，统治者需要通过稳定家内秩序，来巩固国家的统治，因而除了严格执行有关维护家族的法律规定外，还以国家的名义支持流行于社会上的大量“宗规”“家训”之类的家族法。元、明、清三朝都继承了这个传统，形成了适用于家族内的成文法。它们是对国法的重要补充，凡属于违反国法的行为必定为家法所严禁；而违反家法的行为也必定为国法所不容，体现了家族系统所承担的巩固国家统治的特殊职能。如果说国法侧重治国平天下，而家法则重在修身齐家。
对家的义务，重在孝，所谓“亲亲父为首”“百善孝为先”。这既是一般伦常义务，也是法律义务。而对国的义务，则在忠，所谓“尊尊君为首”“臣事君以忠”。在宗法社会中，对国家的义务又转化为对国君的义务，无论是法律制度还是伦常纲纪，都是君王手中的“治世之具”，被用来稳定社会秩序、强化专制统治。家法与国法虽然各有自己的系统，但二者在精神要义上是交融的，在作用上也是互补的。
三是在内容方面，表现为以“三纲五常”为核心，并与“天人合一”思想相对应。西周时期提出“以德配天”，最早确立了天与人相通的观念。其后，经过历代儒家的论证，“天人合一”的思想已经成为根深蒂固的理念，也是中国古代伦理法的基本精神。西汉以后，“三纲”不仅成为封建社会法制体系的总体指导思想，而且其蕴含的基本行为规范更被纳入律典，通过法律的形式确认君权、父权、夫权的不可侵犯性，违者定以重罪，治以严刑。“天人合一”所追求的目标是维持自然与社会的和谐统一，天既是一种威慑力量，又体现为以“三纲”为核心的天理。天理入律，使天理法律化，而“律设大法、理顺人情”的思想又使天理、国法、人情三者有机结合，成为司法者奉行的圭臬。
四是中华法系的伦理价值内核，还集中体现为儒家“仁”的思想理念，这为中国古代人本主义精神奠定了重要理论根基。儒家思想秉持“远神近人”的取向，孔子所强调的“仁者爱人”，其蕴含的人文关怀在法律实践中具体化为德主刑辅、明刑弼教的治理原则，即反对不教而刑；在司法原则上提倡宽仁恤刑、明德慎罚，凸显对生命的重视，如“三赦三宥”、死刑“三五复奏”等制度，均体现了定罪量刑向社会弱势群体的倾斜。汉唐以来的历代法典，都规定了老幼笃疾废疾和孕妇虽有罪或减刑或不加刑，正是伦理精神的制度化呈现。
综上，在中国古代社会，道德与法律具有相互支撑、协同作用的关系，共同服务于维护尊卑长幼、上下贵贱，以齐家、治国、平天下；道德和法律将国家关系的“忠”与血缘关系的“孝”糅合一致，“孝”是“忠”的起点，“忠”是“孝”的归宿，犯法与悖逆具有同等性质。
（作者分别为山东政法学院副教授、法学博士，中国法律史学会理事；山东省胶州市人民检察院检察业务管理部主任、全国检察理论研究人才库成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