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十二子》映照荀子治道大略

“十二子”的错误经过荀子的分类整理，主要包括六种情况，其中的每一种情况都可以找出两个代表性人物。

治道即治之道，亦即治国之道或国家治理之道。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从根本上看，都是关于治道的争鸣。关于治道，虽然各家的讲法不同，但都有一个共同点：既正面阐述自己的治道，同时也批判其他人的治道。然而，既有的“诸子学”研究，较多关注诸子正面阐述的治道，较少关注他们对其他人之治道的批判。荀子研究或荀学研究，自然也不例外。有鉴于此，若要全面理解荀子的治道，就既要理解他正面阐述的以礼法合治为核心的治道，也要理解他对其他人秉持的治道的批判。荀子所著的《非十二子》恰好提供了这样的视角。此篇文献虽然主要在于指出“十二子”之非，但这样的批判像一面镜子，映照出荀子所持的治道。

在《非十二子》开篇，荀子就指出，他试图批判的“十二子”，都是“使天下混然不知是非治乱之所存者”。在荀子看来，“十二子”不知是与非、治与乱的根本。“十二子”阐述或展示的治道都是错误的。“十二子”的错误经过荀子的分类整理，主要包括六种情况，其中的每一种情况都可以找出两个代表性人物。

一是它嚣、魏牟代表的治道：“纵情性，安恣睢，禽兽行，不足以合文通治。”它嚣，生平事迹不详。魏牟，魏国公子。它嚣、魏牟二子，大体上可以归属于道家。不过，在荀子时代，尚无道家之名。现在，虽然看不到这两人的著作，但可以推定，他们的学说在当时是有影响的，否则，他们不可能成为荀子批判的对象。按照荀子的概括，它嚣、魏牟主张放纵人的性情或本能。在荀子看来，如果遵循这样的治道，那么，人的行为就像禽兽一样，不符合礼文，当然也不能通向有效的治理。对于荀子的这种批判，可以从两个方面理解。一方面，如果对它嚣、魏牟有“同情的理解”，那么，他们不太可能主张人的行为与禽兽一样；他们更多地看重个体的生命体验、精神体验，他们的学说也许可以用现代的个人主义或“个性解放”来解释。另一方面，荀子对它嚣、魏牟的批判表明，他看重礼法对人的约束，希望以礼法调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以之实现国家治理、社会治理。在儒学史上，在孔子之后，如果孟子可以视为心性儒学的主要开创者，那么，荀子就可以视为政治儒学的主要开创者。荀子的政治儒学、礼法之学，较多地体现了政治学、法学的学科属性。

二是陈仲、史?代表的治道：“忍情性，綦谿利跂，苟以分异人为高，不足以合大众、明大分。”这里的陈仲，在《孟子·滕文公下》篇中有所提及：“陈仲子岂不诚廉士哉？”据此，陈仲是一个廉洁之士。史?，卫国史官，亦称史鱼。《论语·卫灵公》有云：“子曰：‘直哉史鱼！邦有道，如矢；邦无道，如矢。’”根据这两条信息，陈仲、史?分别具有廉洁、正直的品质。不过，荀子所见的陈仲、史?学说，其要义主要是：抑制个人的情性，行为孤僻，遗世而独立，刻意与普通人保持距离，以此显得高高在上，既不能跟众人打成一片，亦无意在人与人之间划出名分、等级。在荀子看来，这样的学说或治道不足以实现有效的治理，因而也是应当予以批判的。陈仲、史?追求的高高在上、超凡脱俗，以及他们对民众价值观的蔑视，或许可以用精英主义来解释。《庄子·天下篇》分述了七种人，分别是天人、神人、至人、圣人、君子、百官、万民。荀子描述的陈仲、史?，从精神类型来看，也许可以归属于其中的天人、神人、至人的范围。这样的人及其所持的学说、主张，旨在追求少数人心理上的自我满足，只能供少数人在精神层面自我怡悦，不可能以之实现国家治理。不过，透过荀子对他们的批判，也可以理解荀子主张的治道：要去除自我孤立、高高在上的精英观念，要理解并尊重民众的价值观。

三是墨翟、宋钘代表的治道：“不知壹天下、建国家之权称，上功用、大俭约而僈差等，曾不足以容辨异，县君臣。”这里的墨、宋二子，较之上述诸子，更为今人所熟知。尤其是墨子，作为墨家学派的大宗师，归在其名下的文献，数量既多，影响也大，甚至达到了“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的程度。在《庄子·天下篇》中，墨、宋被归属于不同的学派：墨子与他的弟子禽子是一派，宋钘与尹文属于另一派。但是，荀子却把墨、宋归为一派，因为他们有共同的特点：不知道治理天下、治理国家的轻与重，只讲节俭，不允许人与人之间有差异，甚至君与臣的等级、差异也要抹掉。荀子认为，对于国家治理来说，墨、宋只讲节俭是不对的，因为，在礼仪方面的经济支出是必要的；如果在礼仪方面没有足够的投入，不加强礼仪建设，文明就不能维系。与此同时，还要承认人与人之间的差异，如果所有人都没有任何差异，君与臣完全平等，臣与民也没有差异，国家治理是不能实现的。荀子以“不知”“权称”批判墨、宋，旨在指出他们分不清国家治理过程中的轻与重。在荀子看来，维护君臣之间的名分、差异，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名分、差异，比单纯地追求节俭更加重要。

四是慎到、田骈代表的治道：“尚法而无法，下修而好作，上则取听于上，下则取从于俗，终日言成文典，反紃察之，则倜然无所归宿，不可以经国定分。”荀子把慎、田看作一派，慎、田二子的共性首先是“尚法”，相比之下，荀子既有“尚礼”的一面，也有“尚法”的一面，因而，“尚法”也可以视为慎、田二子与荀子的共性。由此看来，荀子对慎、田的批判，主要不是因为慎、田的“尚法”，而是他们的“无法”。他们“所著书虽以法为上而自无法，以修立为下而好作为，言自相矛盾也”。他们对上听从君主，对下顺从世俗，所以法度难立；他们整天讨论，夸夸其谈，著书立说，但却无所指归，不能落到实处。他们的言论无助于确定名分，当然也不能用来治理国家。荀子对慎、田的这些批判表明，既要崇尚法律、法治，还要建构具体的、可行的法律体系、法治体系，空谈误国，空谈无助于国家治理。荀子对慎、田的这些批判，很可能源于他的经验与观察，因为，他们都曾供职于“稷下学宫”，正如《史记·孟子荀卿列传》所称：“自驺衍与齐之稷下先生，如淳于髡、慎到、环渊、接子、田骈、驺奭之徒，各著书言治乱之事，以干世主，岂可胜道哉！”到了齐襄王的时代，“荀卿最为老师。齐尚修列大夫之缺，而荀卿三为祭酒焉。”这些记载表明，慎、田都是“著书言治乱”的稷下先生。荀子则三次担任这个机构的负责人，这样的人生经历，想必让荀子对慎、田等人的缺陷有全面而深刻的理解。

五是惠施、邓析代表的治道：“不法先王，不是礼义，而好治怪说，玩琦辞，甚察而不惠，辩而无用，多事而寡功，不可以为治纲纪。”邓析批判过子产，可以视为法家与名家的先驱。至于惠施其人，其思想肖像更为鲜明：首先，他作为先秦名家的代表人物，其思想是先秦各家普遍承认的学术思想。其次，他是庄子的朋友，两人“相嘲相得”，交往密切。再次，他还担任过魏国的宰相，有政府高官的经历。如果要寻求惠、邓二子的共性，那么，他们都可以归属于名家。荀子所见的惠、邓之学及其治道，存在的错误主要在于：远离先王，否弃礼义，热衷于那些怪诞的学说与怪异的言辞，虽然体现了片面的深刻，显得机智而雄辩，却没有实际用处，在国家治理领域很难产生效果，不可能作为国家治理的理论依据。荀子的这些批判表明，他对名辩之学的评价不高。在荀子看来，只有在治理效果方面有突出表现的学说，才堪为治国理政之“纲纪”。

六是子思、孟轲代表的治道：“略法先王而不知其统，犹然而犹材剧志大，闻见杂博。案往旧造说，谓之五行，甚僻违而无类，幽隐而无说，闭约而无解，案饰其辞而祗敬之曰：‘此真先君子之言也。’子思唱之，孟轲和之，世俗之沟犹瞀儒，嚾嚾然不知其所非也，遂受而传之，以为仲尼、子游为兹厚于后世，是则子思、孟轲之罪也。”这是对思、孟之学的批判。这样的批判展示了荀学与孟学的差异，同时也彰显了荀子与孟子在治道问题上的分歧。在荀子看来，思、孟之学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对先王的治道并没有透彻的理解，却自以为是地根据往古旧闻编造出“五行”学说，“乖僻违戾而不知善类也。幽隐无说，闭约无解，谓其言幽隐闭结而不能自解说，谓但言尧、舜之道而不知其兴作方略也。荀卿常言法后王，治当世，而孟轲、子思以为必行尧、舜、文、武之道，然后为治，不知随时设教，救当世之弊，故言僻违无类。”思、孟之学的过失还不止于此，因为他们还误导了后世的儒生，让那些愚昧的儒生错把思、孟之道当作孔子、子游之道。这些批判表明，荀子不赞同思、孟的法先王；荀子主张法后王，主张与时俱进地采取措施，解决当世面临的实际问题、现实问题。

“十二子”及其代表的治道，皆有所失，且所失各异。透过荀子对“十二子”的批判，我们可以看到荀子关于治道的一些具体构想，这些具体构想可以概括为“四要”与“四不要”。其中的“四要”包括：要以礼法约束人的行为，要尊重众人的价值观，要强化人与人之间的差异与等级，要语境化地理解先王的兴作方略与治国之道。“四不要”包括：不要片面地追求节俭，不要流于空谈，不要沉溺于文字游戏，不要误解先王以误导世人。这就是《非十二子》所映照出来的荀子治道之大略。

进一步看，在《非十二子》篇中，荀子既批判了“十二子”的治道，同时也对孔子、子弓的治道表达了推崇之意：“若夫总方略，齐言行，壹统类，而群天下之英杰而告之以大古，教之以至顺；奥窔之间，簟席之上，敛然圣王之文章具焉，佛然平世之俗起焉；六说者不能入也，十二子者不能亲也；无置锥之地，而王公不能与之争名，在一大夫之位，则一君不能独畜，一国不能独容；成名况乎诸侯，莫不愿以为臣。是圣人之不得势者也，仲尼、子弓是也。”如果把荀子对孔子治道的称赞与他对“十二子”的批判结合起来，也许能够更加全面、立体地理解荀子对治道的理解。

（作者为中国政法大学龙八国际app下载法治思想研究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