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检察业务专家就精准化量刑建议，给干警们“开小灶”。

从试点到正式实施，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改革改变了刑事诉讼模式，也深刻影响着一线办案生态。

“检察官对法院采纳确定刑量刑建议的原则讲得清楚，让犯罪嫌疑人准确了解从宽是怎么个‘宽’，是少一个月还是两个月。这样一来，认罪悔罪效果确实事半功倍。”近日，来江苏省苏州市检察院履新不足一个月的代理检察长李军，驱车70公里，将“一线办案体验”第一站选在张家港市检察院执法办案中心。这次体验，正是李军在全市两级院紧锣密鼓开展调研后促成的。

调研中，李军了解到，今年上半年，苏州市龙八国际app下载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案件比例为86.69%，全市认罪认罚从宽制度适用率稳步上升。

提升司法效率是“刚需”

大多数刑事案件因事实清楚，不存在激烈的控辩对抗，如果都按成本较高的普通程序审理，可能造成司法资源的浪费。事实上，公检法司都有提升司法效率、减轻诉累的“刚需”。

张家港市法院刑事法庭共有6名员额法官，以2019年为例，他们办理刑事案件1665件2201人，平均每人近300件。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施行之初，他们也有些不适应。“案件量大，速裁程序要求案件10天内办结，精准量刑需要更专业的公式和考量，这是我们和法院沟通的两个基本点。”张家港市检察院第一检察部主任寇建坤说。

寇建坤发现，向法院移送案件的时机影响法院速裁，“零敲碎打移送案件自然不便于统一审理，法检商量出一个集中移送案件的方案，每批次至少送10个，法院可以一起判，有效调动了参与度。”

唯有携手共进，方能合作共赢。在昆山市检察院近期办理的一起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案中，律师的积极履职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适用中产生了重要价值。今年6月，孙某因涉嫌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13万元，被移送该院审查起诉。辩护人向检察官透露，疫情防控期间，孙某经营的另一家公司为雷神山医院建设提供空气过滤器3000余件。“正是因为律师介入才拓宽了事实边界，”昆山市检察院副检察长高建强认为，“在签署具结书的同时，当事人现场目睹了律师和检察官为案件定性量刑的交互往来，犯罪嫌疑人作为‘甲方’，能直观感受到‘乙方’的服务。”

今年4月，施律师办理了一起非法捕捞案。他当着嫌疑人的面向寇建坤提出质疑，“这个行为应该定性为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吧？”寇建坤解释，嫌疑人和捕鱼者长期合作，常催货催捕，有共同犯意，且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起刑三年以上，非法捕捞水产品罪量刑区间则是三年以下，定掩饰、隐瞒犯罪所得不符合罪刑相适应原则。施律师恍然大悟，充分认同。“有人说律师只是见证者，这是不准确的，我们每次都把电子卷提前一天拷入值班律师电脑，让他们在阅卷基础上为嫌疑人争取权益，成为参与者。”寇建坤说。

为提升认罪认罚从宽制度适用效率，张家港市公安局让公检法司共同进驻公安办案中心，“一站式”办理刑事速裁案件，这成就了“一体化”办公模式，也是法律共同体“互通”的实体呈现。自2019年9月以来，共有451件刑事速裁案件在此办结。

从“毛估”到“精算”

认罪认罚从宽的关键“指标”是能给犯罪嫌疑人一个明确且可接受的量刑预期，量刑建议越精准，越有利于认罪认罚，速裁程序越常用，越能提升诉讼效率，从而综合实现司法成本的最优投入。

“以前我们只需要辅助量刑，通俗说就是毛估，比如用‘三年以内’这样的表述，现在需要精确到月，甚至到天。法院为什么要按照我们提出的量刑建议判决？除非量刑建议挑不出刺。”常熟市检察院副检察长胡烨说。

制度施行以来，检察官的担子更重了——之前，检察官的责任在于批捕、起诉两个核心任务，现在，他们要对案件担起主导责任，认罪教育、刑事和解、控辩协商、量刑建议等多方面都要发力。确定刑量刑建议，成为悬在检察官头上新的“达摩克利斯之剑”。

在各院开展紧急补课的同时，有款叫“量刑小智”的软件在张家港市检察院悄悄上线。打开软件，23种常见刑事罪名从基准刑、量刑情节、量刑幅度一应俱全，承办人可以充分参考。“这是一本量刑‘红宝书’。”寇建坤介绍，“我们把能考虑到的所有量刑情节都放进去了，以盗窃罪为例，比如被害人是不是孤寡老人，被盗物品是不是救灾物资等，都在选项中。”这款软件的上线，离不开法院提供的核心技术支持——基准刑和量刑公式，“刑事法庭庭长两年前就给我们专程授课，就如何精准量刑传授独家经验，”寇建坤说，“这两年我们接待了很多学习团队，他们的诉求核心就是建立基准刑框架。”

今年上半年，苏州市龙八国际app下载提出确定刑量刑建议比例达82.91%，采纳率高达96.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