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郸城县检察院 王养鹏

近日，我和同事一起下乡走访，在某村委会的公示栏里看到了一份村级组织证明事项办事指南。那一刻，我的脑海中再次浮现出第一次见到监督申请人大军（化名）的场景。

因“下落不明”被缺席判决

2024年7月的一个大雨天，大军来到我院12309检察服务大厅，人还没坐稳，就从兜里掏出手机，左下角破裂的手机屏幕上显示着一条99万元的债务信息。“检察官，这笔钱我要不吃不喝多少年才还得清？因为这个案子，家都散了……”随后，他开始讲述自己的遭遇。

2022年，A公司持一份由大军为其哥哥小明（化名）担保的《还款计划书》复印件来到郸城县法院起诉大军，要求大军承担担保责任，偿还99万元债务。2023年1月，法院判决支持了A公司的诉讼请求。A公司申请后，法院对大军采取了强制执行措施。

发现银行账户被冻结、卡里的资金被扣划后，一头雾水的大军赶忙到银行询问，这才得知自己成了被执行人。他向法院了解情况后，欲提起上诉，但上诉期限已过；申请再审，也因期限已过被驳回。无奈之下，大军向龙八国际app下载申请监督。

99万元的债务不是小数目，可大军作为被告为何对此毫不知情？受理案件后，我们经调阅卷宗发现：当年法院因联系大军未果，赴其所在村调查，村委会出具了大军、小明“下落不明”的证明，法院据此公告送达并缺席判决、公告判决，随后强制执行。

“我就在村里的微信群里，根本没人联系我，村委会干部也没来我家核实过，怎么就说我下落不明了呢？”大军着急地说，同时，他还提供了行程记录、手机通话记录、邻居证言等，这些证据材料均能证明在那段时间，因母亲去世，他和哥哥小明从外地返乡处理母亲的丧事，一直待在村里。

除了那份“下落不明”的证明存疑外，本案关键证据《还款计划书》也是疑点重重：没有原件，只有两份内容不一致的复印件。大军的复印件有“复印无效”字样和小明的签名；A公司的那份则无“复印无效”字样。同时，《还款计划书》是否经A公司认可，也没有足够的证据证明。

检察监督还原真相

为查清案件事实，我们前往位于山东青岛的A公司总部调查，并通过甄别大军提供的录音内容，查阅2016年大军与小明以及A公司的聊天记录，还原了真相。

2016年，时任A公司经理的小明挪用客户货款102万余元。被公司发现后，小明央求公司不要追究其刑事责任，单方面出具了99万元的《还款计划书》（公司将欠发小明的工资及绩效奖金抵扣后，认定金额为99万元），并将大军作为了该笔债务的担保人，但A公司并未在《还款计划书》上签字或盖章，只是由公司财务随同小明一起与客户协商还款事宜。小明与客户协商未果，只好在大军的陪同下到公安机关自首。2016年，小明被法院以挪用资金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并被责令退赔102万余元。小明被判处刑罚后，A公司持《还款计划书》提起民事诉讼，向小明和大军主张还款99万元。

事情的来龙去脉清楚了，但两个核心法律问题引发了我们的思考：刑事退赔能否转化为民事债务？在刑事追责背景下签署的《还款计划书》是否具有民事效力？

调查结束后，我院召开检察官联席会议反复论证，大家最终达成一致意见：被小明挪用的资金在刑事案件中已被认定为赃款并被责令退赔。退赃退赔是犯罪分子应承担的法定义务，具有人身专属性，不能脱离刑事责任而单独设定民事责任，也不能转移给他人承担。

本案中，小明签署《还款计划书》的目的是避免受到刑事处罚，大军的担保也是基于该目的，并不具有偿还借款的意思表示，双方不构成债权债务关系，不应适用民法典的相关规定。且A公司不在计划书上签字盖章、后续让小明与客户协商等行为，也证明其未认可该计划书。更关键的是，村委会主任“开证明时确实没核实”，程序违法已然坐实。

制发两份检察建议

2024年10月12日，我院向法院发出再审检察建议，明确指出原判决存在“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程序违法”三大问题。

向法院发出再审检察建议后，我们的工作还在继续——走访辖区23个行政村后，我们发现类似“闭眼开证明”的问题普遍存在。我院随即组织人民监督员、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民政局负责人、群众代表等召开听证会，充分听取意见，共商解决对策。

2024年10月25日，我院向县民政局依法制发社会治理检察建议，最终推动县委组织部、民政局联合出台《村级组织证明事项办事指南》，明确村级组织开具证明的“正负面清单”，并对证明式样、办理程序进行统一。

今年3月27日，郸城县法院作出再审判决：撤销原审判决，驳回A公司的诉讼请求。

两年来，笼罩在大军头顶上挥之不去的阴霾终于散去。握着大军颤抖的手，我深刻感悟了“办小案、暖民心”的真正含义。

（讲述人：河南省郸城县检察院王养鹏  整理：本报记者刘立新 通讯员史磊）